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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3章 肺炎克雷伯氏菌（第2页）

等待伦理审批的过程中，李医生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些患者在使用抗生素治疗后，虽然细菌数量有所下降，但肺部的炎症依然没有明显改善。他将这个情况反馈给研究小组，大家经过讨论，推测可能是细菌的荚膜在作祟。“荚膜不仅保护细菌，还可能影响炎症的消退。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赵飞扬说道。

团队又将研究方向转向如何破坏细菌的荚膜。他们查阅资料发现，某些酶可以降解荚膜多糖，从而削弱细菌的保护机制。“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酶，将其与抗生素或噬菌体联合使用，说不定能提高治疗效果。”刘祖训提出了新的想法。

说干就干，王药师带领团队开始筛选能够降解肺炎克雷伯氏菌荚膜多糖的酶。他们从各种微生物中提取酶，在实验室里进行大量实验。“这种酶在初步实验中对荚膜有一定的降解作用，我们再优化一下实验条件，看看效果能不能更好。”王药师鼓励团队成员继续努力。

经过反复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效果较好的酶。将这种酶与之前筛选出的噬菌体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进行联合实验，结果令人振奋。“联合使用酶、噬菌体和抗生素后，不仅细菌数量大幅下降，而且对荚膜的破坏作用明显，炎症指标也有了显着改善。”实验人员激动地汇报。

研究小组对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的菌株进行再次检测和分析，发现这些菌株的荚膜结构更为复杂，对酶的降解有更强的抵抗性。针对这一情况，他们调整了酶的剂量和使用时间，同时尝试更换不同类型的噬菌体。“我们再试试这种噬菌体，看看能不能突破细菌的防御。”王药师说道。

细菌的耐药性问题依然严峻，噬菌体疗法和酶联合治疗的长期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这种治疗方案的成本较高，在推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

国际学术会议上，赵飞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通过对肺炎克雷伯氏菌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其耐药机制和荚膜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我们开发了酶、噬菌体和抗生素联合治疗的方案，在小规模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我们也清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希望能与大家共同合作，为攻克肺炎克雷伯氏菌感染贡献力量。”

同时，赵飞扬和刘祖训还关注到肺炎克雷伯氏菌感染的预防问题。他们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研究，探索如何通过改善医院环境、加强医护人员防护、规范抗生素使用等措施，降低感染的发生率。“预防大于治疗，我们要从源头上减少肺炎克雷伯氏菌感染的发生。”刘祖训说道。

他们与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合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感染防控措施。加强对医院病房、医疗器械的消毒，规范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提高患者的免疫力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医院内肺炎克雷伯氏菌感染的发生率逐渐下降。

虽然新的治疗方案使得部分耐药菌株感染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有一些挑战摆在面前。首先是联合治疗方案的成本问题。酶、噬菌体和抗生素的联合使用，涉及到多种昂贵的药物和生物制剂，这使得治疗费用大幅增加。

他们与药剂科和药企合作，试图寻找更经济有效的药物替代品或者改进生产工艺以降低成本。药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噬菌体的培养和提取工艺进行改进，希望能够提高产量并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药剂科也在积极寻找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酶类药物，通过对比不同来源和类型的酶，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药物。

其中一个来自欧洲的科研团队，在当地开展了一项针对肺炎克雷伯氏菌感染患者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他们采用了赵飞扬团队提供的联合治疗方案，并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试验设计和数据收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初步结果显示该方案在欧洲患者中的有效率也非常可观。这一结果进一步增强了赵飞扬团队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信心，也为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伦理标准和患者依从性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给联合试验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在某些国家，对于新治疗方案的风险告知和患者同意书的签署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协调。而且，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和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有些患者更倾向于传统的抗生素治疗，对这种相对新颖的联合治疗方案存在疑虑。针对这些问题，赵飞扬团队与国外合作伙伴密切配合，通过组织患者教育讲座、加强医患沟通等方式，逐渐提高了患者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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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伦理委员会在看到前期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临床试验结果后，终于批准了噬菌体疗法的临床应用。这一批准标志着这种创新的治疗方案可以正式进入临床实践阶段。但赵飞扬和刘祖训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们深知在大规模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为了确保临床应用的顺利进行，他们组织了全院范围内的培训活动，向医护人员详细介绍这种联合治疗方案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同时，建立了专门的治疗监测小组，对每一位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密切跟踪，及时记录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并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早期干预。